蔣介石

一份已經解密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機密文件，非常有趣且充滿極為詭異的玄機，內容是：一位在中國關押的無期徒刑軍事犯曹湘波，竟然能來台灣，又能於一九五○年六月前往香港，執行刺殺「二二八事變禍首謝逆雪紅」的任務有功，經國防部情報局轉報請求予以特赦復權，而由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及參謀總長黎玉璽兩人具名簽請蔣介石核示。

一九四九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二戰終局日本的投降，根本原因是美國轟炸日本本土並投下兩顆原子彈所致，而非中國國民黨滿口謊言的所謂「八年抗戰勝利」；戰後最早抵達台灣的是美軍，也非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編造的歷史必須「轉型正義」予以還原，教科書更應告訴台灣學子正確的歷史。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當時非常著名的《人民導報》，刊登了一則極為令人側目的消息：「近聞萬華地區也有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隨後接連幾天，各報都有類似的消息，連官方的《新生報》也報導：「台南饑饉，同胞不願行乞，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而台南北門區各鄉村一般民眾多數是一天只能吃一餐，其他絕大多數貧民只能買四年前日本人囤積在倉庫的番薯簽，更慘的則採野生草根煮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和平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