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提出，第二屆委員會於 5 月 19 日結束，這是個逗點，不是句點。至於第三屆起，如何運作，尚未清楚說明。本人長期關注「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轉會），在此也提出幾項觀察與討論。
原轉會設置與運作爭議
當初原轉會設置方式之所以有爭議，主要是關心此議題者希望可以有清楚法源，多數原住民族事務關心者，希望可以比照正式立法的促轉條例而組成的委員會，才會具有調查權以及獨立執行權。除此，也有部分人認為「轉型正義」應該只定義在威權時代受到白色恐怖之政治案件，不包含歷代政權對原住民族權利之剝奪的處理，因此不必要設置類似促轉會的獨立調查單位。2016 年在幾場公聽會後，並沒有立專法設置獨立調查單位，但蔡英文總統履行道歉的承諾之一，在總統府設置一個委員會，名稱上則將「歷史正義」加入，成為「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將委員會放在總統府層級，或許某些理由是延續民進黨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代的「新夥伴關係」的訴求，由各族族群推派的代表與總統平起而坐討論原住民族關切個轉型正義議題。這個效應似乎也在此次的部分委員發言看到效果，被「尊重」與「肯認」可以從「會議的主持從未缺席並完整的全程參與」以及相關「幕僚會議的開會次數」之相關肯定發言看出。這似乎代表著委員們被當成總統會議座上賓的感覺良好，某種程度百年來不被當人看的「感受」被照顧到，並且展現蔡英文總統自許的「謙卑、謙卑、再謙卑」。
雖然設在總統府的說法是層級較高，並由總統親自召集，加上「歷史正義」所處理的議題則被解釋是為了要涵蓋歷史縱度與深度。若具體檢視過去這幾年運作，就可以看出要處理的「歷史不正義」問題的確太多，且涉及的層次太廣，如果真的要處理，不設置專責機關的各種理由，就難以說得過去。例如，由原轉會歷史小組提出的一份原住民白色恐怖名單，由委員會正式提案移交給促轉會進行調查與平反，而促轉會與原轉會的相互拜會與合作，在處理「促轉」相關事務上，互有相互支援之意味。不過，如果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目的就是進行歷史不正義的調查，就不會只限縮在威權體制，借鏡其他國家經驗，亦是如此；若再從原住民族主體立場而言，原獨論述者強調原住民族仍處於持續性的被殖民時代，名稱上實則不必刻意畫蛇添足加上「歷史正義」，因為被殖民的歷史還在發生當中。
實際上，在總統府層級具有高度，但是卻也因為沒有明確法定位階來維持組織運作的人力與經費，最後只能靠無給職的主題小組召集人提出工作規劃，透過行政院協調，向各部會爭取經費。首先，跨部會合作向來不是容易，若由單一部會負責經費，尚屬容易，但牽涉到數個部會的狀況，就必須花時間溝通協調，不難想像在行政程序往來上，所要耗費時間與精神有多少。其次，主要的幕僚單位為原民會，也成為一大爭議，原民會的角色本身，就需要被檢視的，或是更有可能的是，在權責不清的狀況，原民會從幕僚單位的協助角色，卻變成為監督角色，甚至有可能過度干涉原本應該是獨立運作的工作方向。再者，各組人力缺乏行政人員，而讓各小組所配置的副研究員，耗費許多時間在行政文書往返的工作中，如果不是血汗研究，就會影響研究成果。五個主題小組分別在不同單位與處室，這些狀況都很可能導致應該在橫向與縱向合作的主題小組工作協調時費時耗力。
委員的產生方式，幾年運作下來，仍具有爭議。部分族群透過民族議會推舉，較能呈現「民族代表」的功能與集體意識，然而調閱觀察歷史檔案中委員的提案與發言，多數屬於應交由地方民意代表處理的問題，或是被批為刷存在感式的發言，導致諸多批評，認為委員的專業能力有待加強。就算所有的委員會均以直播處理，會議資料也透明公開置於官網，憂讒畏譏之下，卻造成委員之間無法真正溝通、大鳴大放，說出實情的遺憾。這樣的遺憾或批評，卻僅在原住民族內部小小發酵。
工作成果檢視與成效
從這次會議洋洋灑灑的報告，可以看到完成的調查報告形式大歸類為兩種：一種為「真相報告」，例如由行政院啟動的「蘭嶼核廢場的責任歸屬報告」；一種為「研究報告」，也就是由主題小組進行的各項依據「釐清真相」報告，包含林田山土地登記報告、禁說族語政策調查報告等。根據主題小組成員指出，原則上要進行「真相調查」的調閱資料並沒有太大的難題，尤其是經過委員會提案，由召集人蔡總統指示相關單位進行研處的案子，基本上也不是機密檔案，加上部會協調後願意協助提供，因此，資料取得上並非太大難題。從此次的成果來看，這些報告也具有某些程度的效果，包含促成「25.5 億的核廢補償金」、林田山調查後「恢復原住民族保留地的登記」等。換句話說，無論是真相調查報告或是研究調查報告，都成為原轉會試圖要以「釐清真相」為設置宗旨的初步基礎。
由於多數小組召集人均有專職工作，因此，必須倚賴外包廠商聘僱的人力進行工作的推動，或是以委託案方式進行處理，這些都說明了原轉會若干的能量不足狀況。若從工作方向來看，或許因爲身為「亞洲第一個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國家」，因此如何推動需要自己摸索，但即使是提透過國際經驗取經，包含借鏡紐西蘭、加拿大、智利等國的道歉與和解具體作法，但因為基礎點不同，尤其是就國際法上的「締約」與否所立下的保障層次差異，再次看出台灣特殊族群處境下所要處理的面向之多元差異，在借鏡國外經驗後，如何提出符合台灣狀況的政策規劃尚待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平埔身份與權利議題的承諾，完全跳票。在原民會的成果報告中，隻字未提。此次會議中，除了三位區域的代表均再次提出身份恢復與權利訴求外，撒奇萊雅委員是唯一為平埔族群的身份與權利提出全力支持訴求的法定 16 族原住民族代表。表面上看來，各族群委員若是透過族群推派或選舉機制而選出，為自己的族群議題發言實不為過。然而，原轉會委員的產生，另有部分為由總統指派的專家學者委員，這些委員其實有責任根據蔡英文總統的道歉，進而發言倡議而兌現具體承諾。很顯然，未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專家學者委平時參與時，在發言上多所「自我節制」（最後一次會議因故未參與，亦無書面建議）；而具有族群身份的專家學者委員，也幾乎從來不曾扮演更高度的政策推動之協助角色；同時身兼幕僚單位與行政單位的原民會，雖然無法呈現平埔族群政策的成果，卻可以公開宣示後續推動的承諾。整個看下來，三位平埔族群代表孤軍奮戰下，也不難理解，平埔族群代表會認為平埔議題只當政治人物需要爭取選票時用過即丟的棋子而已。
綜合觀察，儘管原住民族議題是小眾議題，負責社會溝通的和解小組，積極透過全國巡講、粉專經營、影像短片宣傳、互動式活動等各項形式進行，包含在此次五個主題小組的簡報中所提供的一分鐘訪談短片，很清楚的點出要處理的問題面向，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這支片子似乎想要透過不同族群、年齡、性別的受訪者來呈現的以「族群主流化」的視野看原轉事務的重要性，指向原住民族議題不單單是「族群議題」，也是一個「人權」議題，更是一個原住民族自治訴求的議題。可惜的是，原轉會的努力，尚未得到台灣社會應有的重視與認識，即使在原住民族族人中，也沒有要引起太多的討論。這也正是原轉工作推動的難題，及其後續更需要加強努力的方向。
（和解小組三分鐘短片）連結：https://www.facebook.com/1521360674586331/videos/2310171159070449/
（和解小組一分鐘短片）
呼籲「族群主流化」政策的建構與落實，口號容易喊，但終究畢是長路漫漫。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推動，表面上看來風光，但其實還是卡在選舉時能否轉換成選票，以及台灣社會仍存在著對原住民族的偏見與歧視。對蔡英文總統而言，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是件應該做的事，或許與選票無關，但就政黨而言，選票反應現實，再加上部分政策的處理不當（例如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反而造成對立。對於政黨而言，如果推動政策無法產生支持度的加乘效果，縮手或是保守處理是必然的。而台灣社會上偏見與歧視，普遍存在，甚至被反對政黨拿來當惡意的攻擊，例如在中國國民黨批評紓困方案中，針對族群提出不當的發言。
後續推動的可能性
最後，就蔡英文總統指示持續原轉會持續運作，並於會議中提出已經與即將續任的蘇貞昌行政院長討論，會由行政院更積極的處理。我們可以來思考幾個可能的方向：
- 任命一位總統府副秘書長，必須有能力同時兼具有能力處理原住民族事務。原轉會初設立時有姚人多擔任執行秘書的關注，的確提升的府會間對此事的重視。但在姚人多離開該職務後，原轉會的執行秘書變成幕僚單位的原民會主委。此事在委員會時曾經被提出質疑，但一直沒有被處理過，也導致後續推動的權責不清。這也產生另一個問題，看似設在總統府的層級很高，但實質運作上，是否有能耐進行協調，則不得而知。
- 任命一位行政院政務委員是原住民族事務工作熟悉的人才，提升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力道，並多方位處理包含人權、性別、經濟、教育、文化、外交等相關事務。目前這個任務是由林萬億政委處理，但因為年金改革等的主責工作，以及攸關平埔族群身份修法所引出的分裂，再加上亞泥案事件中，另一位政委張景森之態度被質疑有違轉型正義，都可以看出後續工作的處理偏於保守。然而，綜觀各主題小組提出的調查研究報告，不管在教育、文化以及外交上，均有待具有多方面面向的政務委員協助處理，以加速促成「族群主流化」政策，讓各項政策中看到「族群」之外，也讓原住民族的所能扮演的正面能量注入各級國家政策中。更重要的是，這可確保各部會的規劃思維是否納入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工程所欲達到的邁向和解，落實國家共治的藍圖。
- 儘速立法設立等同促轉會位階的獨立運作委員會，來處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事務，以法制化的權利與義務確保來提升政策具體之推動與落實。
就上述幾個面向，其實沒有互斥，甚至應該考慮全部具備。只是，最有可能（也最令人失望的）可能就是維持現有的委員會運作，僅僅微調設置條例。執政黨在選舉上或許很用心，但是長期培養原住民族事務人才的規劃，卻有待加強。因此，即使我們同意原住民族事務的適才適用要以族群身份為優先，但若以原生性、本質化的「原住民」身份為思考，可能也不見得符合「族群主流化」的呼聲，更可能因為在同溫層中處理這個重大議題，卻在政治角力下窄化成小圈圈打轉，而無法推出足以展現多元且專業的人選，且無法在政治上形成一定基礎的影響力，各面向能得以溝通協調、注意到的國家正常化下的社會建構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