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病毒流行下的臺灣地緣政治與文化應對：來自日本的思考

一場攪動全世界政經局勢與戰略的武漢肺炎疫情，同樣影響台灣的地緣政治。地處東北亞、位於亞太中心位置的台灣，在後武漢肺炎時期，該有什麼樣的思考與政策制定？本文以日本作為借鏡，思索台灣未來。

每當危機出現的時候，人們總是期待變革，這次武漢肺炎的全球性傳染也不意外。中國相信對於這次武漢肺炎的對應，展現中國政體（Political Institution）對於危機的強大應對能力 —— 他們確實有底氣如此主張，雖然對於來自統計學家地獄的數據，恐怕難以讓人盡信。至於美國，脆弱的公衛體系與事後應對造成了全球第一的病例數，美國《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提到，甚至有人懷疑，這會是美中政治體制的「史普尼克時刻」；但此時此刻川普可能更要憂心他的選情。至於筆者所在的日本，除了左派媒體一如往常地對安倍政府進行缺乏建設性的攻擊，也有不少人期待此一「新常態」可以替日本帶來變化，特別是在資訊關聯產業與「全球化」的推動。這次疫情也確實在勞動改革方面帶來一定的效果 —— 至少暫時讓許多日本人不用過著假裝加班與擠通勤列車的生活。

不知為何每當我轉換學習環境時，總是會遇到與多重大的事件與議題。我就讀臺大的那年正巧發生太陽花運動，並且政治系的面試恰巧便在 3 月 30 日。在早稻田大學攻讀雙學位時，日本史政學界則在討論俄國革命百年與明治維新 150 週年。這次再回到東京求學時，則碰到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公衛事件。當我到達飯店等待隔天前往租屋處時，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則正在召開記者會宣布東京都即將對外出行為採取的新對策 —— 如同小池都知事以往的風格，夾雜著一般民眾難以理解的外來語。順帶一提，那不久之後華航也宣布停飛，若晚個幾天出發，可能就沒有班機能前往日本了；三四月之交時交流協會的留學生包機，可能是臺日封關前最後一批前往日本的飛機。

當時臺灣媒體報導關於準備前往日本的留學生的新聞時，彷彿我們好像是要準備成為櫻花樹的肥料（多虧避免搭地鐵，我可以證明今年染井靈園的櫻花的確很美），但從結果來看，日本政府在處理完習近平訪日與東奧延期問題之後，其以對一般民眾生活施以最小限度規制的管控方式，確實在防疫上有一定成效，至少我與留學生們還沒被埋在染井靈園。若如同臺灣採取立即對應，以及在鑽石公主號事件能更加有所作為，日本在這次的損失應可以降到更小；考量國家威信、全球化程度以及日中關係等政治因素，日本最初的失態著實當為批判，然而事後的亡羊補牢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日經英文版，華爾街日報也客觀評論這點。只是如此收束能否持續下去，以及明年是否能舉行東奧，恐怕仍需更久的觀察。

安倍最後的花道黯淡？

但對安倍政權的而言，這毫無疑問是個嚴重的打擊。並不單純是公衛對策的失態，作為安倍政權「最後の花道」（首相生涯最後輝煌成就的時期），今年原本會是日本在政治外交有重大收穫的一年。除了原本四月習近平訪日，原定本月安倍首相的訪俄，以及今年夏季東京奧運的舉辦，現在都被迫取消。

習近平被激進日本網友戲稱「習菌平」，如果朝日新聞再不努力，接下來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大概不會好到哪裡去。北方領土問題的解決與可能的日俄合作也在短時間無法實現，第二次安倍政權一直以來為改善日俄關係所做的努力也無法在任期的最後開花結果，對此有所期待的部分臺灣智庫恐怕現在也十分失望。至於作為日本再起象徵的東奧被迫延期，則為令和年代的開始蒙上了一層陰影，若不幸在明年仍舊無法舉辦奧運，毫無疑問會是日本在經濟與外交的重大挫敗。雖然安倍政權自第二次上任以來，自森友到賞櫻會，對於各種國內醜聞都有頑強的免疫力，但這次防疫失敗對於一般國民日常的影響之嚴重程度，加之日本國內媒體以我國和韓國等國的防疫成就對政府的抨擊，不知道這次安倍政權是否能挽救在病房急救的聲望。就算能挺過這次危機，對於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政治成就恐怕也是難以抹滅的汙點：畢竟中央政府這次的作為，與其說是展開對策，不如說是追認如北海道與東京等地方政府的先行動作。

若單純以鑽石公主號批評日本的防疫對策恐怕是失之精確，畢竟若從政治科學的角度，除了個案，系統性原因也十分重要。公共衛生終究不是個人的專長，但若考量到日本的全球化程度與他國狀況，單獨聚焦此一事件，就後見之明恐怕只是媒體轉移焦點的工具。此外日本政府自上至下也採取許多誘導與軟性措施。除了鼓勵遠端工作，例如在列車與地鐵，除了每個車廂都會開窗避免 3 密，一般日本民眾也都會自主保持座位間隔（也有一般飲食店會自主保持間隔）。就大型消費場所，目前也都在日本政府的「要請」（中文：請求／要求）下，自主休業或採取必要防疫措施。也有如小鋼珠店排隊事件或醫院群聚感染等不盡人意之處，然而日本政府確實在以對人權最小干涉的情況下，有效運用推力去進行微觀層面的防疫，確實讓人看到這兩個月來日本政府的努力，而非只有安倍口罩（アベノマスク）。並且這段時間許多電子化與法律的改革議題與行動，也在政府、學校與企業的推動下進行，或者被放上檯面討論，例如遠端教育的提供、外國人就業勞動問題，以及「線上就活」的推行等。記得我在寄送碩士班申請文件時還得到處尋訪日本郵票以資回郵，但相信這類困擾許多留學生與外國求職者的紙上作業，在不久的將來會減少許多。並且對於資訊相關工作人員而言，這次疫情所創造的市場機會將值得期待。當然出發前往日本還是要等疫情結束。

臺灣在地緣政治下的重大挑戰

但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史的研究生，個人更關心的倒不是資訊產業如何發展，畢竟要馬上轉職發大財恐怕有些難度。首先就國際關係而言，這次疫情毫無疑問是對於臺灣地緣政治的重大挑戰。確實臺灣順利地守住這波疫情，並且不久之後便可能解除當前的規制，但鄰國則否，除了中國。與東北亞環境有重大關聯的大國，美國、俄國與日本目前疫情仍舊持續，特別是美國與俄國目前是處於嚴重程度第一和第二的狀態。美日同盟對於臺灣安全的重要性自不多說，俄國與臺灣在近來也積極推動雙邊關係。目前關於臺俄關係的研究缺乏系統性研究報告 —— 許多政治外交史的謎題通常都難以立即得到解答 —— 但如同政大俄羅斯學報等零星的研究顯示，俄國確實在政治外交上對於臺灣有許多非正式的關注。並且近年來也以臺俄協會和政大為中心，積極推動雙邊經貿與文化交流，例如對臺電子簽證待遇的施行與擴大便是重要突破。

若亞洲只能有一個戰場，韓國在地緣政治的利害與臺灣則有所出入，而這些與臺灣有一致利害的國家目前都正因為疫情受到重挫，而中國的軍事力量正蠢蠢欲動，並且若中央社的報導無誤，極有可能就南海問題有所動作。國際關係的學者通常慣於誇大戰爭的可能性，但如此地緣局勢確實值得臺灣關注，幸好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定的準備。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領導者或政權也都面臨支持度或改選問題。川普政權是否有第二任在今年底就能知曉，但如日本和俄國過去也都分別因內政因素面臨民調支持度下滑的問題，因為這次疫情支持率大概只會惡化。這些政權對於臺灣都採取相對友善的態度，並且短期內配合西方國家對於臺灣外交上的支持，臺灣在國際地位方面可能暫時處於順風處。但風起總會風停，對於臺灣的支持與否，終究歸結於各國的國內政治之局勢。不過這方面的影響可能就有待專家說明，容個人暫時擱筆。

日本社會與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掙扎

就另一個層面，對於文化多元性與自主性的重視也是另一個問題。就日本而言，目前其中一個熱門的議題在於是否推動九月入學。眾所周知日本的入學季節訂在四月，伴隨著和煦微風與櫻花飛舞，大概是許多曾經留學日本的人的共同回憶；雖然今年個人因為難得的春季零下低溫與消費自肅，沒有棉被差點凍死在房間。如同臺灣一樣，特別在九〇年代以後，受到泡沫經濟瓦解與冷戰結束的雙重打擊，日本也持續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浪潮中掙扎，特別是如何在保持日本文化的同時，進行在經濟上的構造改革，成為日本政治的重要課題。這也是近來文部廢止論風潮的其中一個原因：除了 STEM 的風行，左派為主的憲法學者與文學部，與右傾化的改革群體在本質上自然格格不入。

雖然個人也認同改革的主張，但這種改革往往缺乏文化的根基，反而才是讓人擔心的。例如對於四月入學的其中一種批判，在於「堅持在櫻花飛舞的季節開始新學年只有頑固的保守主義者有這樣的想法」，並且對於九月入學的支持，不少的理由則是「世界各國都是如此」。這種為國際化而國際化的想法，多少反映了日本改革派對於國際化本質的膚淺。

早稻田大學總長田中愛治已在日經（日本經濟新聞）指出，雖然好處不少，但真的實施，不少學校就算沒有財政破產，也會在銜接期難以提供足夠資源此一結構性問題。或許日本人沒有想過的問題在於：除了刷履歷，有哪個外國人會特別到日本，在西方式的城市、於德國制的大學、照著美國式的課綱、聽著日式英語的授課，並且回國後想不出對日本有何特別印象？文化交流之本質，正是在於雙方的文化不同，才有交流之可能，如果單純仿造他國的文化，那只是同化而非交流。

並且雖僅於個人之己見，除了國際上不只有英文這種語言（日本人的英語問題大概不是改入學時間就能解決的），對於空窗期接近零容忍與「新卒堅持」的態度，恐怕才是妨礙日本國際文化交流的根本原因：如果所有人都要在二十二歲準時進入職場，自然就不可能會有人願意在學生時期花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在海外留學，在學生時期學習海外文化。臺大與早大雙學位交換人數一直無法相等，多半也出自日本學生的這種焦慮。

重新思考台灣的角色與自我定位

以上並不只是日本的事：這也是我們的事。臺灣的國情與日本並不能相提並論，畢竟我們很難單一舉出「一種」臺灣文化，並且我們對於生涯的時限也沒日本一般緊湊。但另一方面，臺灣對於國家的定位的不明確，以及對於文化思考的輕視，使得我們對於全球化缺乏深入的思考，並且也因此錯失了許多機會。或許最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加入國際社會當中，我們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又該如何定位「我們」？這裡所問的並不是我們是否加入國際組織，或者臺灣要統一或獨立的問題。臺灣的文化根基不深乙事，雖然常被認為是一個缺點，但同時也是一個優點。在臺灣於全球化的時代當中深化其存在的此刻，我們可以更為柔軟的思考臺灣的自我定位，全盤性地思考國家的整體政策，締造出一個新的未來。或許可以這麼說，日本有全球性的外交政策，但卻沒有足夠的全球化人才；臺灣人雖然英文與其他外語能力都不錯，但我們卻沒有統整這些人才的政策，使得臺灣成為人才淨輸出國。臺灣正巧處於東亞地緣政治的中心 —— 這是風險，但也是機會，因為這代表我們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過去在早稻田學習俄文的時候，課堂上老師與學生（用日文）討論為何日本人至今文字仍用直書而非橫書的時候，老師非常自信的表示：「明治維新已經一百五十年了喔。」雖然最後還是不知道為什麼過去主張西化的日本人至今仍用直書，俄語至今也沒什麼進步，但老師那份自信與語氣我依舊記得。岩倉使節團派出去的人也不過一百多人，臺灣擁有留學經驗的人更多，國別也不限於歐美，學習也不限於文政，我們是否也能有一個機會，締造出屬於我們的維新？特別是在東方化與資訊化的時代，唯有更多元思考方式，才能使我們在國際社會中有一席之地。

或許最後容我以後藤新平的故事作結。臺灣史教科書當中，後藤新平大概也就只以「生物學原理」和其獨到的臺灣人觀為學生所背誦；對日本史有一定認識的人，或許還知道帝都復興計畫與滿鐵初任總裁等事蹟。但是後藤作為一名曾經留學德國的公共衛生專家，除了生物學原理與上述事蹟，在外交思想上，後藤新平則主張「新舊大陸對峙論」，這也是為何後藤晚年會親近俄國的理由。人的思考過程或許會經過許多變化，非常遺憾地由於現在日本各大學校園正在進行封鎖，以至於無法深入探究這個思路的原因，但如果參照後藤新平早年所著的《日本膨脹論》，這樣的思考或許正是來自於早年在臺灣治理的經驗。他所思考的是日本的問題，所處的時空環境也不一樣，但同樣處在新舊大陸的中間，也同樣身處於變動劇烈的時代，正是臺灣構思自我的認同，創造自己的「俯瞰地球儀的外交」的時候！這將是我們在應對完這波疫情之後，下一個重要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