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轉型正義的追尋:這是一個不斷對話的歷程

吳乃德感慨,台灣缺乏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可以鞏固與紀念的面孔。 (圖/報呱記者攝)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邀請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於 2 月 26 日針對轉型正義發表專題演講,由王美琇女士擔任主持。吳乃德說,轉型正義應該是一個不斷前進、不斷變動的歷程。他強調自己並沒有打算在這場講座中,提出太多個人的見解,而是希望透過歷史事實或資料的分享,來引發大家的討論,藉此互相對話。

這是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 12 場轉型正義系列講座的其中一場。現場參與者約莫一百多人,與會嘉賓包含陳翠蓮(台大歷史系教授、二二八事件研究者)、劉進興(國家人權委員會諮詢顧問)、郭雨嵐(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律師)、馮賢賢(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前公視總經理)、張富美(前國策顧問)、艾琳達(人權運動者)、陳嘉銘(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張龍僑(陳文成基金會執行長)、蔡喻安(真促會執行長)等出席聆聽演講。

王美琇:知道二二八大屠殺 蔣萬安怎麼還敢出來選舉?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副董事長王美琇在開場主持時表示,基金會之所以要舉辦一系列的講座活動,乃是因為我們的轉型正義工程一直都沒有做得很好。她說,轉型正義工程分為三個部分:加害者咎責、歷史真相的保存、被害者的賠償,但是針對前兩部分的進度幾乎是零。

王美琇感性卻有力地說道:如果社會大眾都知道,蔣介石與二二八大屠殺了關聯,以及白恐時代,蔣經國就是情治單位的頭子,那蔣萬安今天還膽敢出來選舉嗎?對家族所作所為,沒有一點羞愧?蔣萬安有為了這些歷史悲劇不幸,曾向社會大眾致歉嗎?

王美琇強調:我們整個社會,都對於轉型正義非常輕忽,這些悲傷的事情都是我們的民族記憶,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傷痕。這些歷史傷痕,作為一種對不義政權的反抗,也是我們作為台灣人的驕傲。希望我們可以不斷還原歷史真相,讓這些真相,一步一步向社會大眾公布。

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王美琇副董事長說,我們必須知道過去悲傷的事情,這些傷痕都是我們的驕傲。
(圖/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提供)

吳乃德:轉型正義看似簡單 卻難以「完成」

或許有人會質疑,政治人物怎麼總是到了選舉才談轉型正義,平常都不聞不問?吳乃德指出,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有三個特性:

一、這個議題或概念,表面上看起來非常淺顯易懂,大家都大概知道在幹嘛,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安心提出自己的意見,不需要擔心自己是不是「專業知識」不足;

二、然而這個議題卻牽涉到政治、倫理、法律這幾個面向,而政治與倫理的議題,是很難有標準答案的

三、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記憶、民族性格、民主發展等個別因素,所以並無法透過直接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就可以處理台灣的轉型正義問題。

正是因為這三個特性,轉型正義變成人人可以暢談,但其內涵卻千絲萬縷,難以有共識、也無法有標準答案可供參考。

再者,只要談到轉型正義,在政治利益的分配上,就一定會有某個政黨得利、另一個政黨受傷害。吳乃德說明,威權統治的政黨,即使遭到解散之後,還是會遺留下一些成員、思想,改頭換面之後變成新的政黨留存下來,那麼只要想推動轉型正義,威權時期留下的政黨,就必然受到傷害,而其他民主政黨就因此獲得利益。

促轉會即將在今年五月熄燈,但台灣的轉型正義似乎根本尚未完成。圖為台灣基進與賴中強律師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轉型正義不能夭折,促轉會不應倉促解編。
(圖/台灣基進提供)

轉型正義執行 吳乃德提三點建議

1. 必須無所不用其極的保持政黨中立

當我們設立一個專責處理轉型正義的組織後,什麼樣的人來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就會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接受度。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例,他們就是在二百多位候選人之中,只選出 17 名社會可以接受的公正人士,並邀請在南非社會各界具有清譽的屠圖大主教(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藉此獲得社會大眾的接受。

2. 處理轉型正義的人員不能藉此獲利

吳乃德說明,負責轉型正義工作的人員,其薪資不能來自特定政黨的資源,所以盡量不能來自於政府資源,因為就會與執政黨有關;而且該人員也不能夠因為執行轉型正義任務,而因此更加獲得什麼利益或好處。

吳乃德還說,當時他建議行政院長蘇貞昌要注意此點,蘇貞昌也立即表示,如果是商請大學教授借調擔任促轉會的委員,該教授就不能領取大學給付的薪資,而促轉會給的薪資,就不能超過大學教授在大學任教所獲得的薪水,藉此來避免任何人因為擔任該職務而獲得額外利益。

3. 審判程序的構成員必須讓人信服

如果有需要針對某一事件進行討論甚至審判,那麼這道程序中的構成員,就必須在審理或認定事實的過程中,盡可能取得社會信任。比方說,政治受難者就不能夠成為審判的成員,否則恐怕影響正當性。

圖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屠圖大主教(Desmond Tutu) 。
(圖/中央社)

侯友宜算是加害者?台灣共產黨員算是加害者?

接著,吳乃德談及難以處理的身份認定問題,也就是受害者、加害者,到底應該怎麼認定?

吳乃德舉例說,當時台灣共產黨員的確接受中國共產黨指揮,要在台灣吸收黨員、成立武裝基地、配合中共解放台灣等,後來這些台共黨員遭中國國民黨逮補,那台共黨員就是「受害者」嗎?

又或者,很多人說新北市長侯友宜當時配合上級指示,前往逮補鄭南榕,間接導致鄭南榕以自焚方式捨身捍衛言論自由,那麼侯友宜是「加害人」嗎?還是可以說他只是「奉命行事」?

我們究竟要怎麼去看待這些拒絕反抗不正義的人?我們在道德上是否以及如何給予譴責?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吳乃德建議:檔案最好不要全面開放

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檔案開放與否議題,吳乃德說,有點懷疑某些學者是不是沒看過檔案,所以才會主張要「全面開放」?不僅是檔案記載內容真實與否有問題,這些檔案中,還有許多個人隱私,例如某某人的婚外情等事,這樣的事情如果全面開放,恐怕不會有和解的作用,而會造成一定傷害。

吳乃德表示,很多人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但是他想問,很多人都看過檔案了、知道誰監控自己了,那麼和解了什麼嗎?

蔣經國紀念園區開幕時,蔡英文總統不只出席參加,還認為蔣經國是反共保台的先驅,讓許多人質疑執政黨的轉型正義是打假球。圖為蔣經國圖書館。
(圖/中央社)

台灣缺乏一個共同認同並可以鞏固與紀念的對象

對於「和解」,吳乃德也有自己的「提問方式」。吳乃德說,當我們會反覆提及「和解」時,那大概表示我們現在的狀態是沒有「和解」的,我們的社會有兩群人之間是沒有「和解」的;接著,我們想像一下未來如果和解的狀態會是怎麼樣,是這兩群人就從此相親相愛了嗎?我們可以好好設想一下;最後,從沒有和解走向和解,這個過程要怎麼進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要做什麼?

吳乃德感慨,台灣缺乏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可以鞏固與紀念的面孔。
(圖/報呱記者攝)

針對近來歷史紀念碑,例如七海官邸、中正紀念堂轉型的爭議,吳乃德說,台灣社會對於兩蔣有完全衝突的記憶與感受,但那些人還是要蓋中正紀念堂與七海官邸,造成很多的麻煩,實在不知道在想什麼,只要有中正紀念堂存在的一天,你又該如何面對那些白色恐怖的受害家屬呢?

吳乃德也感慨,我們似乎缺乏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可以鞏固與紀念的面孔。吳乃德認為建立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與共識基礎,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每個人的核心理念與認同都不一樣,我們只能接受,不同人的民主程度是不一樣的,並持續對話、持續努力下去。

參考資料: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相關報導:蔡英文推崇蔣經國反共保台 真促會︰政府應提轉型正義時程表

Tagged: